张越?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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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
排演舞台剧《你和我 剧场奇妙七步》（以下简称《你和我》）中的《新原野》片段时，饰演主角六团的女演员史可在台上忽地蹦出一句，“这个女人，怎么这么讨厌？！”
六团生活在上世纪中的大栗堡子村，17岁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鞠生结为夫妇。婚后没几天，鞠生便进城离她而去。18年后，鞠生回乡恳求六团同意离婚，六团不肯。
“都没有爱了，为什么还非要绑在一起？”史可想不通，问参演这部剧的张越。
“你有没有想过，她可能是一个裹小脚的女性？男人就是他们的天。‘她’是不存在的。不像今天的你可以上学、工作，直接地表达自己。”张越说。
史可脑子里一下有了画面感：六团的悲哀原来在于此。
2025-08-03，北京保利剧院，张越主持直播央华版连台戏《雷雨》《雷雨后》启动仪式
《你和我》是剧作家曹禺的女儿万方回忆父辈的一本书，这出戏剧则撷取了《冬之旅》《原野》《新原野》《北京人》《日出》《你还弹吉他吗》《雷雨》七部父女两人剧作的片段，既是后代向父辈的致敬与对话，也是过去与现在、经典与当下的勾联与映照。
在《你和我》里，张越扮演的“张越”是戏剧情境中的一员，从始至终或在旁静静观察，不时给予角色一个凝视或拥抱，或发出疑问与评说。
央华戏剧创始人王可然说，《你和我》包含七出戏，不熟悉剧目的观众看起来容易有断裂感。他想，或许可以找一个人做奇妙的推动，于是，他想到了张越。“张越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节目看到了一个个女性的个体故事，节目呈现出光怪陆离的社会面貌。她把自己化到节目里，时进时出，产生了一种魔幻的间离感。她和她接触过的人的生命也都融到了一起。”
这一次，戏里戏外，张越再度分享着她对戏剧、人性和命运的体悟。
《日出》段落，出身低微的李石清野心勃勃，为了跻身上层苦心钻营，积下的却全是愤恨和不平。丈夫的行为裹挟了妻子的一生，但那个时代的小职员太太没有话语权，只能依附。经由张越讲解，饰演李太太的铭晗懂得，自己问丈夫“你这是做什么呀”，不该是质问，而是卑微与无奈。
《北京人》里，民国时代的温婉女子愫方始终爱着曾家长子文清，因为对方有家室，她便默默地与之保持精神上的连接，维持一生。曾家孙媳瑞贞不解，愫方却道，“这才是活着。”
“这不是绿茶吗？”排练时，这样的声音在现场时而响起。
“今天很多人恐怕不能理解这样一种受困牺牲、自我献祭的情怀。”张越感叹，“这里其实有创作者的个人经历与体会。愫方和文清的原型承受着彼此的爱，也面临巨大的道德困境。小媳妇瑞贞从家里出走，坚决反抗令人窒息的家庭。但你无法判断谁的选择是对还是错。这就是一个生命的历程，选择，付出，承担。”
“修补旧世界；或者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却仍然有牢笼。戏里表达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状态，百年来没有本质差别。”张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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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
演员们爱听张越带着阅历的讲述。张越笑言，这是在发挥此前工作的“剩余价值”。
那份价值的缘起，要追溯到她30岁前后。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涉及“女童上学”、“妇女就业"、“对女人的暴力”等多方面问题。次年，中央电视台唯一一个以性别定位的节目《半边天》开播。
张越曾经有过当厨子的梦想。1995年，她在《半边天》节目中做嘉宾，去周庄拜访苏帮菜大师刘学家先生。看了这期节目，领导拍板由她做《半边天》节目主持人
张越原本做电视剧编剧和策划，因为连着几期到《半边天》客串嘉宾，谈吐幽默自然，被制片人邀来担任主持。“我的形象和气质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播音主持要求。可当时的电视和文化界，思想开放，接纳度高，崔永元、白岩松，我们都赶上了那一波。”她讲。
最初的亮相让张越很快“火”了，但也给她带来了疑问。每期10分钟的《谁来做客》里，张越要与不同的男性嘉宾就某一女性问题进行争论，唇枪舌剑，咄咄逼人。第一期下来，领导便批她不合格。“你应该智慧、大气，怎么这么鼠迷（北京土话：怯懦胆小）？”每次录节目前，领导都告诉张越，去把他（对方）干掉。“其实没有一次真正干掉过对方。”她苦笑。
在当时节目组的设定里，必须通过激烈争辩，在思想和声量上超越男性，才意味着女性成功。 “性别的平等、个人的独立，必须要这么剑拔弩张吗？”张越疑惑。
摇摆不定了一段时间，《半边天》确定了“颠覆性别陈规定型，促进妇女进步和发展”的使命，还建立了由制片人、主编、性别顾问以及学者参与的策划组。经由“性别顾问”讲述，编导们才明白，性别有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分，所谓刻板印象就是一次次塑造的过程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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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陈曦1994年画了一幅名为《仿膳》的油画。张越记得，“画里一帮男的喝完酒侃侃而谈，几位女性坐在旁边，折服于男性的高谈阔论，捂着嘴笑，似乎就是‘你知道的真多’那样的姿态。”对陈曦称赞有加的评论家也会觉得，“很难想象这种近于粗野的表现主义画风竟然出自一个清秀美丽的青年女画家之手。”
“原来性别塑造就这样藏在生活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在一幅油画当中，这些时刻都是会让人想到这个话题的。”张越回顾。
那几年《半边天》讨论过的话题有：“男人上岗女人回家”、“只因生女孩被迫出家门”、“学校不收丑女孩”、“生命重要还是贞操重要”、“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女性参政少因为素质低”、“怀孕了被辞退”等等，还关注到瘦身、隆胸、割双眼皮、截骨增高等现象，把人的主体性引入性别角色与性别关系之中。有网友留言表示，《半边天》可能是其生命里受到的“最早有关女权与尊重的教育”。
张越强调，节目倡导的并非女权，而是平权。“不是非要伸张某一个群体的权利，让他们的权利得到极大的宣扬。”
“但在通往平权的这条路上，可能前几步也会需要有呼喊和动作，去彰显那种权利意识？”我问她。
她点头。“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我前，是需要先嚷两嗓子。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要在世人面前表达，我与你们全都是不同的。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才会长成一个真正有独立思考的人。”
2000年，罗大佑和张越交谈时说，自己多年来写的是“西门汀汹涌的人潮，每张脸背后的故事”，张越想起《张越访谈》的由来，深圳火车站厕所每一则留言背后的人生，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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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
博闻强记，思维缜密，是张越留给所有人的第一印象。
在漫长的青葱岁月里，张越曾以为，聪明是巨大的美德。准备节目时，她做的功课都用在以什么样的语句来陈述观点，才会显得自己非常有攻击性、有文采。
转折点发生在遇到瓶颈的那两年。她去深圳，在罗湖火车站厕所的门背后，看到路人留下的字迹，“深圳我爱你，你给了我梦想；深圳我恨你，你夺去了我的灵魂。”她一下子找到了那把钥匙：“特别多满怀激情的人冲向一片新大陆，要实现梦想，然后在生活里磕磕绊绊，有的人获得了骄傲，有的人鼻青脸肿落败而归。这一二十年那么大的变动，每个人都经历了什么？他的选择导致了什么？什么是无法摆脱的宿命？什么是可以挣扎着追求或逃脱的东西？……我就想看见这个。”
她不再急于表现自己的聪明劲儿，更愿意倾听、理解，感受时代变革中不同阶层的蜕变。
2000年底，《半边天》推出子栏目《张越访谈》，以一对一的形式呈现采访对象的生存状态及心路历程。访谈对象不再是那些成功人士，而是进城打工的农村女孩、失去妻子的丈夫、逃婚新娘、寻找双亲的农村青年……张越去到他（她）们的身边，在山谷水边、田间地头、狭窄的居室里聊天。解说词都由张越撰写和播读，结尾的总结通常在外采现场即兴完成。
一开始，也避不开媒体人常有的预设。
她去东莞，想采访在广东“打工年头很长，特别不容易”的那种人。找到一位老陈（化名），人到中年，在城市里兜兜转转，也没挣够回老家盖房的钱。
她原以为遇到的会是一位自述生存之艰、但也要继续奋斗的打工男性。老陈却不然。“他脾气冲，好多事想不通，认为谁都对他使坏。”
她渐渐放下预判。“关心的不再是按照原有设想做一期节目，而是他为什么成了这样的人？”
老陈长在四川穷山沟里，自小喜欢画画写字，创作些散文小诗。不到15岁便因为家里的经济困境辍学到广东工地上打工。在工友面前，文艺的表达都成了可耻的，“偶尔念两句诗，别人便看不起，你牛逼什么，怎么不上大学，不去住别墅？”时间长了，他跟他的环境越发对立，变得极端戒备。天气热的时候，工友们的鞋熏得他睡不着觉，他就悄悄买一瓶花露水，夜里往每个人的鞋里边滴一滴，“要趁着夜里干，因为白天敢这么干，人家要打你的。”
张越想，“如果把我泡在那个环境里能怎样呢？如果他在我这个环境里，他又是谁呢？”看着老陈，就像看见一趟行进得特别快的列车。“那些内心特别敏感、性格特别纤细的人，就更容易磕着头，可是谁都顾不上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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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人人都有自己的困惑。随着时间流逝，有些人内心的江海渐渐止息，还有一些人，始终被禁锢和左右着，却仍然心怀念想。
在小城里看仓库的女孩A，孤单坐着，日复一日。张越去采访时，唯一能听见的，就是女孩身旁的闹钟，“卡塔卡塔”，每响一下，张越心里就揪一下。“那是离死亡又近了一点又近了点，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一点一点全过去了。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本分的年轻人B，不敢去城里打工，又不甘心待在全是老年人的村里，就跑到一个临近公路的房间里睡觉，“只为了能听到门前轰隆隆的车声，他就在那儿想象，那些车是去干什么了。那是他全部的活力来源。”节目播出后，一个企业主联系到B，说可以到他那儿打工。男孩真去了。
生长在西部的男孩C，写信给节目组倾诉，生活苦闷，唯一的盼头就是等着看《张越访谈》，每周到时间便如过节般激动。张越好奇，他为什么能拿这个节目当粮食？待去到当地，发现男孩家徒四壁，一个捡来的玻璃瓶子里插着只有几片绿叶的树枝。
节目组凑了几千块钱，让C开了个豆腐坊。过了两年，C进城打工。再过了一两年，他告诉张越，自己发现了快速致富的门路：传销。张越劝阻他，“不能去。会毁了你自己。”劝了很长时间，张越急眼了，“你要去就不理你了。”再然后，C没影儿了。张越到后来都不知道他的决定。
她遇到的来自农村的采访对象中，也有能打破环境桎梏突围的人，比如从云南远嫁到贵州山沟里、带着全村致富的耿六芬，因为有文化追求而被村里人嫌弃、后来由于书法能力超群而改善了生活的刘智莉。但那些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还是像A、B、C那样，处在彷徨、困顿甚至流离中。
圈内公认《张越访谈》是张越主持生涯的巅峰时刻。虽然在深夜播出，依然有许多电视观众每周守候观看。有社会学家说，二三十年之后，要是有人想研究今天的中国，《张越访谈》是一个特别好的文本。
2002年3月播出的《我叫刘小样》，是《张越访谈》中口碑最好的一期，她捕捉到了一个农村妇女对精神世界不懈的渴望，以及无法获得平静的内心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张力。这期节目也帮张越捧得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近20年后，媒体重访刘小样的深度报道发表，再度激起广泛的共鸣和回想。“我也是刘小样/我妈妈也是刘小样”，这样的评论比比皆是。张越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记得这期节目，她把报道下面的留言全部看完，心潮难平。
“当年大家对刘小样的喜欢多集中在那份新鲜感，没想到中国的农村女性都已经这样（会思考和表达）了，会生发出很多共情。这一次，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女性有了更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要求。”
只是20年过去，环境仍然不能满足千百个刘小样的精神需求，她们和他们——对这期节目有感的不只是女性——依然在不断的自省与追问当中，这让张越看得欣慰又心酸。
“环境能为刘小样们做点什么呢？一切终究只能靠自我消化、突破？”我问张越。
“像刘小样这样内在越丰富的人，越不擅长向这个世界发出信号。她们不擅长交朋友，就算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孤独感这件事情。”她回答。
节目播出后，刘小样几次获邀来北京参加张越主持的央视三八晚会。节目组也再次去到刘小样家中，拍到了她解开柜子上的锁，取出她偶尔阅读的书籍。
“她可以通过看书来滋养自己。但是别人捐的和送的书未必能够满足她，满足她的书她不一定能得到，不一定看得懂。”张越分析。“她是一个内心要求极高的人，现实中不光环境达不到，她个人也达不到（她的要求）。她去过贵州、昆山等地打工，但都不能适应，又回来了。即便丈夫再了解和包容，也很难走进她内心。始终不肯接纳自我，这是她痛苦的一个特别大的来源。”
2002年三八晚会《我们》第一次请刘小样来北京。晚会开始前，主持人张越、白岩松和刘小样坐在一起聊天
最近一次两人聊天，刘小样告诉张越，女儿刚生了孩子，她很快乐。“她说以后我要好好照顾孩子，把自己经历的交（不是教）给他。”
“本质上说，去与留是人类永恒的母题，就如同爱与恨、生与死。对城里人也一样。现实生活的逼仄，总让我们向往更遥远、更大的世界。但你敢放弃现实、冲向未知吗？对乡村的中青年，他们的煎熬更甚。”张越发出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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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
访谈节目里，张越总是语气温和而坚定，时常颔首微笑。她几乎不做热场的寒暄，也会直接表达与对方不同的意见，却能让对方感到平等和信任。
张越采访过一个电视台编导。她记得，编导患癌之后，“不爱讲手术化疗之类的痛苦，不刻意坚强也绝不柔弱。”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教的导演程辉将那期节目作为教学案例，他认为张越懂得人的情感，有她特有的人文视角，因而能与对方和观众形成共振。
化疗后，那位编导的头发全掉光了，她说，“为了孩子，我要活下去。”“那是一个女人特有的博大的爱。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两个人却像聊家常一样。张越的这种举重若轻，是要有底蕴的，而且是靠经年累月培养出的观察力和现场把握。”程辉说。
2004年初，张越主持《艺术人生》的一期特别节目，嘉宾是23岁的谢霆锋。她此前从未听过他的歌，拿到手里的报道资料都脱离不了“年少成名的任性偶像”形象。她只记得一个有用信息：谢霆锋说过他上台会紧张到腿哆嗦。“我就想，我们看到的谢霆锋是他被塑造出来的形象，是纨绔子弟拿什么都不当回事。但他不是，他是在意（事业）的。”但对这个人，她依然不知究竟，只能这么“冒碰着”去现场。
到了影棚，听说谢霆锋问他的车能不能直接往棚里开，有没有单独的化妆间，周围人交头接耳，似乎坐实了其“耍大牌”的传闻。
张越没急于下结论。她走过去对谢霆锋说：“待会儿我采访你，你觉得我说普通话，现在这个速度，你听得懂吗？”对方听了把脸扭过去，不看她，“不言不语，光拿手抠桌子。”
张越接着跟许鞍华聊，“有部电影对您来说挺重要的，但是我在网上找不到那个片子。”听到这句，背对着他们的谢霆锋，低着头蔫蔫儿地说了句，“有盗版的。”
张越暗想，“他不是不交流，恐怕是紧张和不敢交流。”
在接下来的访谈里，她融入了对16岁入行的叛逆少年的理解，“如果是我们家里的小男孩，他做错事了淘气了，我们就说他还小呢，以后就好了。但如果是这个岁数的明星，会被很苛刻地要求。”她分享了自己做节目上场之前也容易哆嗦的感受，立刻引起谢霆锋的共鸣。从开始的戒备到彻底放松，谢霆锋坦诚分享了此前鲜少公开提到的成长细节、对媒体和音乐的态度。节目最后，张越送了谢霆锋两根手工编织的“手链”，他主动提出要现场戴上。
在张越的主持生涯里，这是极少的一次明星访谈，却给观众和受访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曾在香港工作的同行朋友看到节目后给张越发短信说，“以前我们都特别讨厌谢霆锋，看了你的谈话，我觉得我真的要尊重他。”
主题为《沉沦》一期的主人公，是个被通缉的广东黑社会组织成员，身患重病，表示只想上一次《张越访谈》。
那是个家境很好、眉清目秀、从小受宠的年轻人，从心里蔑视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后来他在黑社会组织里出谋划策，过得风生水起。直到帮派凋落，毒瘾和肝硬化侵蚀身体，才明白自己曾经迷恋的那些皆为虚空。上节目，几近于临终的忏悔。
因为毒瘾很重，最后靠着一根一根地拿烟“续命”，他才完成了那次访谈。那也是张越的工作经历里，唯一一次向领导申请，特批节目中保留采访对象的吸烟镜头。
“在这样的体验里，被采访对象指定所获得的职业成就感，是否会被采访时的复杂感受覆盖掉？”我问张越。
“那不是成就感，也不是心理重负，更像一个日常的工作方式。节目吸引来一些诉说者，他们想说心里话，我是听他们说的人。《张越访谈》最开始，我是满世界打听选题。后来，许多有需求的人来找，他们找我，我就去找他们。”
有时候，这种“寻找”和联系，绵延成了长久的友情，和牵人心怀的故事。
2003年前后，《张越访谈》节目组收到几个河南大学生的来信，说安阳有一位很好的诗人，少人知晓。随后，张越见到了羞涩内向的小职员海桑，和他温和朴素的妻子。
节目做完，交往没有中断。每隔一段时间，海桑会把新诗誊抄在A4纸上，寄给张越。在同事的建议下，张越心生了帮海桑出诗集的念头，《我是你流浪过的一个地方》就这样问世。
2002年，河南安阳，张越在海桑家和他对谈。在《生命如歌》那期节目之后，她和同事决定为他出一本诗集
作家黄集伟接触到海桑的诗，撺掇张越联系读库。此后，读库陆续出版了三本海桑诗集，累计销售15万册。每一年，海桑都会收到来自读库的汇款单。
海桑和张越见面并不多，对于她，他只觉得，“甚至不能说感谢。感谢太轻，尤其是它被说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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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与行动
2010年，播出15年的《半边天》走向了尾声。
一方面，有频道重组的客观因素；另一面，节目收视率不够高也是无法回避、难以改变的事实。
十几年里，《半边天》首播或在上午，或是下午四五点，重播则在凌晨或是次日上午，主要的收视人群很难看到节目。资料显示，2000年该节目的日收视率最高点为0.68%，最低点只有0.18%，形成了栏目知名度、满意度与收视率“倒挂”的现象。
受访的资深编导透露，在那种情况下奔波，大家难免有疲惫之心。虽然职业电视人都明白，节目改版、停播都是行业的常态，但当大家共同开创、深有情感的节目彻底终止，悲伤和不适仍会不可抵挡地袭来。
张越却是其中情绪最稳、最先调整状态的那一个。很快，法制类直播节目《夜线》开播，成员几乎是《半边天》的原班人马。怎么样在各种法制节目里做出特色？张越感觉，还是要做出“人”的情感。节目组还聘请心理专家、媒体资深人士对案情背后的根由、人际关系等进行深层次的解读。
两年前，《法治深壹度》节目开播，张越临近退休，仍然接受了新节目的挑战。“它注重的是每一次立法、修法，法条里字词增减等法治进程里，蕴含着怎样的深意，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张越提到近年的强制报告制度，不仅在未成年人受侵害领域，也应用到了被拐女性案例的处理里。“做法治节目，你会看见这个系统在艰难地往前走。这个过程可能在我这一代完不成，但人类还是会这样往前走的。”
好些年里，一到春秋天，央视办公院里的假山群附近都会出现一个爬上爬下的忙活身影。那是张越在抓流浪猫做绝育。
管这份“闲事”，起于她在朋友家看到了十多只被虐待的小狗。她和一些媒体同仁感到不解，为何警方不能介入？虐待宠物会给人的心理和社会带来哪些问题？对流浪猫狗该驱赶还是收留？宠物的民间交易有哪些弊端？……他们成立了记者沙龙，请专家来释疑解惑。
朋友说，干脆做个基金来长期科普吧。张越不同意，“没有精力，我们也没这个能力。”她坦言，自己并不是一些人以为的“行动派”，关键时刻，怕无力承担后果，容易往后缩。结果，某个看戏的夜晚，张越在剧院大堂和分发动物保护传单的台里同事不期而遇。她深受触动，决心“有多少力出多少力”。就这样，致力于动物保护领域科普和公众传播的“它基金”应运而生。
当然，她最期待的还是立法上的转变。“现在深圳已经正式立法，不允许吃猫肉狗肉。当下最需要改变的就是商业买卖和繁殖，这是源头必须控制，否则说救助都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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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向往之
世易时移，电视媒体遭遇互联网的冲击，观众收视习惯发生巨大改变。全民端坐收看严肃新闻节目的时代，一去不返。
几年前，张越和同事提交的新节目策划案在台里获奖，赢得了去英国进修的机会。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系学习两个月后，他们带着与英国专家切磋、调整好的方案回来。刚录了几期，新冠疫情袭来，新节目因为种种原因，就此停摆。
社会新闻事件频出的当下，事实和观点常常急速来回反转，公众很容易被情绪裹挟。这档节目的出发点就是希望把事件双方带到现场，一方在台上讲述的时候，另一方在另一个房间倾听。“让大家学会听取不同声音，获得理性思考。但这样的节目做起来很困难。”张越指出，“话题和尺度都不好拿捏。”
2022年春，张越正式从央视退休。排戏，看书，新的人生篇章就此翻开。
采访中，年轻人叫她“越姐”，老同事有的叫她“老张”，有的直呼她“丢丢”——她领养的小狗的名字。他们普遍觉得，张越内心强大又温柔体贴，对生活细节从不放弃。
去英国业务学习，别人带英镑，她带酸笋、火锅调料，变着法儿给吃不惯西餐的同伴做美食。 “那些日子，我们经常一道穿过罗素广场、甘地雕像。有时候微雨落下，金黄的叶子一点点飘到脚边，小松鼠到处蹦跳。张越总爱穿着她在当地买的一件墨绿色的雨衣，一路哼歌而行。她能把干瘪的日子过得特别有意思。”前同事回想起这段，嘴角都在上扬。
2017年，张越在英国进修时多次去看她最喜欢的音乐剧《悲惨世界》。2022年，她主持了中法合作戏剧项目《悲惨世界》的发布会，她感觉这既是个人的圆梦，也有文化的传递
去排戏，张越或一袭黑色披风，或一身香芋紫，配紫色的袜子和鞋带。白的黑的、绿的、透明的眼镜边框，带沿儿的黑色圆帽、波点毛线帽，挨个儿上演。寒夜，她带着两个大暖壶煮红酒，一群人晕晕热热地，谈天说戏，“醉”成一片。
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过下去。
不过，几位老友还是忍不住劝她再“出来”做节目：“这几年各种平台都把女性消费成啥样了？一切都需要用巨大的数据、流量来证明成功。一个女性话题里成熟的主持人，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能量来厘清问题、来输出好的价值观？人家拿个手机都能做，你干嘛不做？”
张越笑笑。现在人人都是自媒体，还有人愿意听张越吗？何况相比输出，她更愿意听别人讲述。“回到二十多年前，我可能真算国内最早的脱口秀主持人。现在早过了有尖刺的那个状态，我再站在那儿，就不有趣了。”她也担心不假思索的网络暴力带来的冲击。“本来做访谈是想要跟大家好好交心、共情，结果跑出千万个不认识的人，互相骂大街。那算了，别再搅起任何波澜，大家都安静一点行不行？”
但她还是时常有“心痒”的冲动。第一次看到微信里传余秀华的诗，她当即觉得，可惜《半边天》没了，“要不然现在就拿上话筒，奔出去找她。”还有宋小女，也是她充满好奇、太想要去交谈的人物。“那不一定全是女性的故事，里边还有好多人性的故事，这些都是我特感兴趣的人。”她头一次流露出节目停播后心底的遗憾。
张越和她收养的流浪狗丢丢
除了还在法治节目一线、偶尔主持些读书会、参加戏剧演出和动物保护相关的活动，张越鲜有公开露面。一露面，便有人惊呼，“怎么这么瘦？”“怎么做到的？”
她解释过，没有特地减肥，只是工作作息导致，却仍然被问起，仍然需要不停解释。“好像很多人不愿意为一件事情长期地付出，需要捷径。这些年对颜值的过分强调也一样。”她谈到，“靠自我修炼持之以恒，到具备很强的专业能力，被人信任和尊重，没有20年是得不到这个结果的。在此之前需要忍受数年的不起眼。现在的人不太愿意过这样的人生了。而且很容易焦虑，认为自己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不如别人。”
人生过半，难免陷入怀旧和对青春的感念，张越不会。至于“如果让你重活一次，你愿意回到哪一天”的问题，她哪一天都不要回到。“就这样一直往前走，千万别回头。即使是走向末路，走向死亡。”
一个多月的采访里，我们无数次聊起刘小样，和像刘小样一般“心怀远方”的人。那么，张越的远方是什么？
“我？”她忽地迟疑了。她的世界，总是被眼下的问题压着的。做节目就像打开一个个抽屉。拉开这个，赶紧料理完，不能多想，便得打开和整理下一个。
“我的远方应该就是，去体验不同的世界，体会和呈现尽可能多的生命风貌。”猛然间，她发现，原来这么多年的工作践行了她潜藏的梦想。
张越在《你和我 剧场奇妙七步》排练现场?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你和我》整场戏的结尾，《雷雨》里的周冲对四凤描绘起心中的远方：“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明亮的天空，无边的海上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正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
剧里所有饱经沧桑或是幼稚笨拙的人，在生活里行走着、经历着，组成了一条蜿蜒起伏的“生命长街”。张越感觉，她多年的访谈所见所感，都与戏剧的表达如出一辙：每一个人既可以朴实坚韧地活着，直面和接纳苦难；同时也不磨灭灵魂上的追求。“我们历经所有的痛苦，最终还是为着一个善和美的世界，尽管那个纯粹的世界从未到来。这份心向往之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参考资料：《半边天十年发展历程分析》《自由之路，半边天往事》）
